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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的终结 [英] 默文·金(Mervyn King)中信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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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炼金术的终结 [英] 默文·金(Mervyn King)中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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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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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名称】:金融炼金术的终结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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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16 上传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 [英] 默文·金(Mervyn King)中信出版azw3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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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对金融危机及全球经济的反思之作这是一本可能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为什么金融炼金术既带来了繁荣,也导致了灾难?
我们的货币和银行体制出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经济危机既无法避免,也无法预测?
为什么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已快10年,世界经济仍然低迷?
亨利?基辛格、艾伦?格林斯潘、保罗?沃尔克、劳伦斯?萨默斯、尼尔?弗格森、巴曙松、向松祚、何帆盛赞并联袂推荐内容简介
自18世纪以来,纸币成为可自由兑换金银的流通货币,银行吸收存款并将其转换为长期风险投资,由此带来的流动性让全球经济保持了数百年的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货币和银行业拥有一种金融魔力——金融炼金术,人类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完善的经济体制,实现了极大的繁荣。但是,*终导致这套体系失效的,也正是金融炼金术。20世纪以来,人类经历的一系列经济灾难,从恶性通货膨胀到银行业的崩溃,到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当下的经济停滞,其源头皆来自货币和银行体系。
为什么看上去能在市场经济中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溃的弱点?这正是《金融炼金术的终结》的核心议题之一。默文?金在货币和银行业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批判,分析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并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作者认为,货币政策与银行业体系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世界已经发生变化,经济观念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我们必须也完全有能力重塑经济制度,唯有如此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避免经济危机再次发生。
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将推动人们转变经济观念,重新审视当今经济形势。正如默文?金所说,经济的运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如果我们想预防大衰退再次发生,重回繁荣时代,必须找到新的前进道路。
作者简介
[英]默文?金
英国经济学家,英国央行前行长。默文?金从1991年起历任英国央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并于2003~2013年任英国央行行长,现为美国纽约大学经济学与法学教授、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默文?金于2013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终身贵族,2014年被授予嘉德勋位。
目 录
推荐序1 金融炼金术:现在是终结的时候吗??
推荐序2 我们和魔鬼有个约会?
推荐序3 反思央行和信用货币之得失?
引言?
第一章好的、坏的和丑的
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004
经济实验// 010
关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故事// 015
三大问题// 029
世界经济的失衡状态// 033
第二章善与恶:我们信仰金钱
经济盛衰期内货币的普遍接受性// 056
货币价值的稳定性// 059
金本位与纸币体系的对比// 064
经济学家与货币// 071
信任的重要性// 074
货币与极端不确定性// 077
第三章丢失的纯真:炼金术与银行业
后白芝浩时代// 092
到底什么是银行// 099
整个体系中的风险和银行间紧密关联造成的风险// 109银行业的规模// 114
第四章极端不确定性:金融市场存在的意义
稳定性是一种错觉// 122
不确定性的两种类型// 128
在不确定前提下采取因应策略是理性的行为// 130金融市场与衍生品// 142
当金融市场搁浅在孤岛之后// 148
对流动性产生错觉// 151
第五章英雄和恶棍:央行的角色
维持物价稳定——需要以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因应策略// 169老毛病和新工具// 176
预期与沟通// 181
新问题和老办法// 186
萧条时期的货币政策——应急资金// 193
央行的未来?
第六章联姻和离婚:货币和国家
欧洲货币联盟 // 223
海湾战争中的伊拉克 // 241
独立的苏格兰 // 246
第七章重获清白:货币和银行改革
官方改革 // 259
更激进的改革 // 264
一种新路径——全天候典当铺 // 271
货币的未来 // 282
第八章愈合与狂妄:当今世界经济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 // 295
另一种状态:含糊的预算限制、自有逻辑以及经济失衡 // 3122008 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后果 // 320
危机爆发前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历史进程 // 331第九章悲观至极时的冒险精神:囚徒困境和即将到来的危机即将到来的危机:免除主权债务——有必要但还不够强力 // 342逃离囚徒困境:推动更广泛的国际改革 // 352无处不在的悲观情绪 // 359
致谢 // 377
注释 // 383
参考文献 // 415
前 言
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无知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日子,也是怀疑的日子……狄更斯,《双城记》
最近这20年可以称得上是当代社会所经历的最好的时候,同时也是最坏的时候。这个时代为我们展示了两个极端世代的故事——第一个世代的特征是发展与稳定,接踵而至的第二个世代则以工业化经济体遭遇前所未见的最恶劣的银行业危机为显著特征。2007年8月至2008年10月,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曾被世人看作智慧的年代反转成为无知的年代,同时,人们的信仰也衍生出怀疑。身处发达国家最大金融中心的大型银行纷纷出现不同程度的经营困难,引发全球范围内信任体系的崩溃,进而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种困境是如何出现的?这是个人的失败,还是制度或意识形态的失败?2007~2008年的一系列事件给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乃至戏剧和电影提供了无数的灵感,讨论此次危机的作品数不胜数。如果危机之后经济发展的速度能够追上危机文学诞生的速度,那么我们在前不久就应该已经回到社会充分就业的状态了。大多数针对此次危机的讨论——与媒体报道和公众辩论一样——仅仅关注了危机的表象,却没有触及其背后的成因。我们也不能责备公众的无知,毕竟这次危机中的事件,不论在参与者和旁观者的脑海中留下了多么不可磨灭的印象,它们其实只是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一系列金融危机中的一小部分,而这些危机在货币与银行运作机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石之后其实频频出现。负债程度的增长、银行经营的困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都预示着现行的金融和经济体系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只有深刻追溯危机的根源,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危机的本质,才能够预防同类悲剧再次上演,也才能帮助经济重新走上发展的道路。现行的货币和银行体系频繁引发令人忧心的危机,我试图在本书中审视并解答由这种现象引出的几个重大问题:为何会发生危机?为什么从失业和生产力流失角度判断,危机的代价如此高昂?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措施预防危机?我在本书中还分析了一些新兴的观点,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2011年春天,我在北京会见中国一位央行官员。我们在钓鱼台国宾馆一起打网球,之后共进晚宴,期间我们谈起如何从历史中寻求应对此次挑战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如何在2008年西方银行体系崩溃之后,重新激发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活力。我当时曾询问陪同的中国同行,他对18世纪后半期英国的工业革命持何种评价。这位同行认真思考了很久,最终答复说:“我们中国人从西方了解到自由竞争及市场经济能够支持工业化发展,也能够创造更高的生活水平。”但他随后的一句话才真正刺中了我们的痛处,“但我并不认为你们已经完全弄懂了货币和银行的运作机制”。1正是他这句话激发了我写书的热情。
自危机发生以后,很多人都忍不住要找替罪羊,人们自然而然地希望有人能为这场灾难性的危机承担责任。但我认为归责于个人是无益于未来发展的,这种思维只会让大众错误地认为,只要一部分人甚至很多人受到惩罚,未来就不会再出现危机。我也希望事情能够如此简单地解决。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聪明、最有前途的人都经不起诱惑而从事了银行业的工作,尤其是交易类的工作,他们都希望通过接受智力上的高度挑战而创造巨额财富,同时也获得巨额经济回报,但他们真的受到了严重的误导。此次危机的根源是一种制度的整体失败,是这种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失败,就算政策制定者或者银行家当中有极少数人无能且贪婪,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把危机归责于某个人。社会上充斥着一种对全球经济运作方式的错误理解。很多人会问,鉴于银行业的体量和政治影响力已经发展到空前的程度,我们是否还来得及根治这个问题?当然不晚。只要问题找得准,什么时候治疗都不晚,我要在本书中尝试提出治疗方案。
如果我们不能批评演员,那为什么不批评剧作家?很多人都把经济学家们看作危机背后的黑手。经济学正在变得越来越抽象化和数理化,大家都在批评经济学家们没能有效预测此次危机的到来,这就如同偶发的自然灾害来临时责骂科学家一样。当然,如果错误的理论使得灾害发生的概率提高,或者使人们错误地认为灾害不可能发生的话,那我们还是会责难相关的科学家。我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论点就是,经济学助长了某些不合理的思维模式,导致发生危机的概率增加。经济学家们假装能够预测未来的做法简直就是庸人自扰。没有人能够轻易预测不可获知的未来,经济学家们也不例外。尽管遭受众多批评,当代经济学还是给人们提供了一套特立独行但确实行之有效的思考全球经济运行模式的思维方法。但任何学科都不可能独立存在,经历此次令人灼痛的危机之后,经济学理论必须做出相应的变化,或许还需要做出一些激进的变化。能够满足当前需求的经济理论,应该是一种促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高瞻远瞩的理论,而不是对过去的成就顶礼膜拜的理论。
那些有能力把航天员送上月球,有能力创造极度复杂的产品和服务的经济体,在面对货币和银行运作这种世俗的挑战时显得苍白无力。长期以来,历次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破坏性都在增加,从未减退。2008年10月,危机发展到巅峰的时候,各国的中央政府接过了全球银行体系的烂摊子,以国力承担了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债务。如果仅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全球银行体系都应该被国有化了,只不过国家没有对银行进行集权式管理。政府的救助不能被轻易忘却。当破产浪潮袭来时,这个原本最拥护市场化原则的行业只有在得到纳税人全力支持的情况下才得以苟延残喘。各国政府的信誉被放在聚光灯下,像冰岛和爱尔兰这样的经济体,最终也没能动用国家信用阻止经济衰退。上帝创造了整个宇宙,但我们这些凡人创造了纸币和充满风险的银行。货币和银行是人造的制度,是创新、繁荣和物质进步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滋生贪婪、腐败和危机的温床。不论是好是坏,它们都必然对人类的福祉造成实质性影响。
近现代以来,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货币和银行视作魔法般的存在。货币和银行将人类从迟滞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且促使充满活力的市场开始运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也就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纸币能够替代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银行能够吸收短期存款并将其转换成长期风险投资,这两个理念都是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的。这两个观念在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的,同时充满了诱惑。实际上,这就是金融炼金术,也就是凭空创设出强大的金融力量,既不贴近现实,甚至还违背常理。由于追逐这种货币领域的灵丹妙药,我们已经遭受了一系列经济灾难,从恶性通货膨胀直到银行倒闭。为什么看上去能在市场经济中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最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坏的弱点?
我想通过本书回答这个问题。本书前面的部分将解释货币和银行体系导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接连遭遇危机的原因,阐述这些危机对整体经济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我们如何才能终结金融炼金术。我们所持的与货币和银行相关的理念与我们身处的时代息息相关,这与我们从事政治活动以及撰写历史所处的环境是一致的。20世纪,人类经历经济大萧条、恶性通货膨胀和战争,这些事件既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经济学家审视世界的思维方式。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大萧条之前,央行和中央政府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稳定金融系统的运行,并保持财政预算收支平衡。大萧条开始之后,政策导向更多的是关注如何保证社会充分就业。但是战后凯恩斯主义深得人心,民众相信用财政支出扩大经济体的整体需求可以预防我们重蹈覆辙,这种想法最终也被证实是天真的妄想。20世纪60年代采取的扩张性政策,外加越南战争的影响,导致70年代出现大通胀现象,该时期经济发展迟缓,失业率攀升,这些现象被综合称为“滞胀”。对此现象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央行的重生,各国央行转变成独立运行的机构,其主要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这种转变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致在20世纪90年代,通货膨胀率下降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央行和行长们都深获赞誉,人们称赞他们带来了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持续发展时代——后来被称为“大稳健”或“大缓和”的时代。政客们对金融这座圣坛充满了敬仰,他们供奉的方式就是放松对金融的监管;作为交换,他们经常能从金融界获得竞选期间的精神或物质支持。然而祸事接踵而至:2007年开始出现种种迹象,某些银行已经无法在市场上获得短期融资,工业化国家的银行体系在2008年全盘崩溃,经济出现大幅衰退,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绝望中试图挽回经济的颓势。直至今天,全球经济仍然处在一种低迷的状态。通过政策刺激经济发展的热情重新被点燃,危机发展至今已经走完了一个轮回。
经济衰退伤害了那些对当前的困境根本不应承担任何责任的无辜者,他们当然对自己的遭遇充满愤怒。我们有必要将这种愤怒的力量用于对过错成因进行谨慎分析,并且下定决心拨乱反正。经济的运行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如果我们想要预防大衰退再次发生,想要重回繁荣时代,那就必须想出一些新点子。
许多关于本次危机的实录或者回忆录都早已问世。每本书的标题都不尽相同,但每本书暗示的副标题都是“我是如何拯救世界的”。我觉得有必要在进入书的主题之前说清楚,虽然我本人参与了这些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在2003~2013年的10年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的身份,体验了通货膨胀慢增长的大稳健时期、银行危机全面爆发时期、随之而来的大衰退时期,以及刚刚显露迹象的恢复期,但是,我没有把本书当作危机回忆录来写,更没有刻意去讲述那些私密的对话或者幕后的激烈冲突。我承认,与任何人可能遇到的经历一样,这些不能见光的事情确实发生过。不过我认为,记录和分析什么人在何时对某些人说了哪些话的工作,应该交给冷静且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去做。在风波平息,经过足够的缓和期之后,历史学家们可以根据所有官方或非官方的记录筛选并权衡哪些事件能够被认可为史实。速成回忆录,无论出自政客还是官僚,都免不了要为他们所处的政党或个人利益服务。我知道以我的身份写书,不管如何自证清白都会被视作在为自己开脱。与其被曲解,我又何必费劲去讲述所谓的事实真相呢?我本人对危机的记录,以及相应的英国央行的正式文件,都会在20年封禁期失效之后被公之于众。
本书讨论的重点是经济观念。在英国央行供职期间,我意识到,某种观念不论是好是坏,总会对政府的行为和决策产生影响。举例来讲,20世纪90年代普遍采用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和1997年英国央行成为独立运作的央行都是经济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佳实例。经济学家们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尤其为央行的运作带来了学术上的严谨性。但是,根据我在央行期间的实际体验,经济学家们用来解释社会消费总额和生产总值波动的各种“模型”都存在先天不足,不管是口头描述还是数学公式。最大的缺陷在于这些模型都没能分析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的重要性,对报纸和电视节目大规模宣讲的金融市场的各个方面也只字未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可以推测,当代学术界用于思考和分析经济运转的基础框架性理论当中存在重大缺陷呢?
假设我们想要探索并了解一些入门级的经济学观念,我们可以完全不依赖任何技术性很强的解释,我在写书的时候也尽力规避这种过分专业的描述。当然,经济学家们的天职就是用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理解一个复杂的世界,如果他们不这么做,我们反而会责怪他们失职。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每当其出现一个新观点,它都必须能经得住一套严谨的逻辑验证。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在本书当中使用任何数学分析。2(我希望)在读者眼里,本书的语言通俗易懂,并且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虽然我也希望其他的经济学家们读过本书之后能采纳其中提出的一些观念,但是本书最大的读者群应该还是从来没有受过正规经济学教育而又对经济学事务比较感兴趣的人。
在本书当中,我将依次解答以下这些问题:造成此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以及全球经济是如何失去平衡的;货币是如何在过去的社会中逐渐成形的,以及它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为什么说作为货币供应主要来源的银行反而造成了当今金融体系异常脆弱;为什么各国央行需要改变它们应对危机的方式;为什么政治行为与货币政策总是如影随形;为什么如果各国政府延续既往政策,全球经济就将面临又一场危机;作为本书最重要的论点,最后一章讨论的将是如何终结当今这种如同炼金术一样的货币政策和银行运作机制。
我所指的炼金术意味着民众普遍相信纸币能够随时按照本人的需求兑换成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并且相信存在银行里的钱,只要储户提出需求就一定能够提取。事实是,任何形态的货币,其价值取决于发行人的社会信用。民众对纸币的信任其实是建立在对政府的信任之上的,也就是说民众相信政府有能力和意愿印制纸币,同时也有能力和意愿来遏制滥发纸币的不良倾向。储户的积蓄实际上已经被银行转化成了期限很长且有一定风险的贷款,而且这些贷款是不可能迅速变现的。多个世纪以来,炼金术已经成为当代社会货币和银行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的根源性推动力。我将在本书中论证,我们有能力根除这种炼金术,而且可以不损害货币和银行体系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利益。
本书当中大量使用了四个概念: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囚徒困境以及信任。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些概念可能听上去很熟悉,不过我应用这些概念的语境可能还不为大家所熟识。在开始书的正文之前,我先对这四个概念进行简单的定义,应该对读者们理解书中的论证过程有所帮助,随着论证的深入,相信读者们能够逐渐理解这四个概念的重要性。
失衡指的是对一个系统或机制能够产生作用的各方力量失去平衡的状态。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失衡指的是无法持续的运作状态,换句话说,失衡的经济体必然要寻找新的平衡,在向新平衡转移的过程中,经济体内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将发生剧烈变化。失衡这个词准确地描述了自柏林墙倒塌之后的世界经济状态,我将在第一章当中阐述这个现实。
极端不确定性指的是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可确定,这种不确定性极其强烈,以至我们无法用任何已知的、可穷尽的且可计算发生概率的经济运行结果的清单来比照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从传统意义上讲,经济学家们认为“理性人”可以测算出经济运作结果发生的概率。现实中,当生意人做出投资决策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不是可知的结局,相反,他们未来要面对的结果可能五花八门,而且没人能够设想出最终的结局。几乎所有作为当代生活标志的物件,那些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东西,比如汽车、飞机、电脑和抗生素,都曾经是人类想都没有想过的事物。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民众,他们面临最大挑战时没有足够的能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过去的经济学理论未能将极端不确定性纳入其思维框架,这也是根据既有经济学理论操作反而造成了危机的原因之一。
囚徒困境可以被简单地描述为,当合作存在障碍时,潜在合作方之间无法获得最佳结局的困难处境。假设有两人被逮捕并分别关押,每个人都面临同样的选择:如果他同意指控对方,则对其本人处以轻判;如果他拒绝指控对方,但又被对方检举,那么对其本人要处以重判;如果两人互不检举,那么两人都会被无罪释放。4很明显,对他们而言,最好的策略就是缄口不言。但在两人无法沟通合作的情况下,策略的选择就变得非常困难。在无法保证对方不会检举自己的前提下,规避重判的唯一选择就是自己先检举对方。如果两人都这么做,后果就是两人分别受到轻判。这种在非合作状态下得到的结局显然不如在合作状态下那么好。与对手合作存在障碍就会出现囚徒困境。要弄懂经济是如何作为一个整体运转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宏观经济),我们就必须先理解囚徒困境的存在和产生原理,这套理论同时也能用于分析我们是如何一步步陷入经济危机的,以及当前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逐步走上可持续的复苏道路。在后续章节中,我会以丰富的案例为辅助来分析这一问题。理解和改善我们所拥有的财富的关键问题就在于为经济领域的囚徒困境找到一套解决方案。
信任是促使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因子。如果我们无法信任他人,那我们还如何能够开车上路,如何能放心地吃东西,更别提开展买卖行为了。我们会在从未去过的餐馆吃饭,还会把信用卡的信息交给根本不认识的人去结账,所以说日常生活离不开信任。当然,除了有基本的信任,还要有适当的监管做辅助——诈骗是一种常见的犯罪,而餐馆通常也是一种受监管约束的可控环境——但总的来说,具备信任的经济体运转起来更为有效。信任也是解决囚徒困境的必要因素。信任对于货币和银行体系以及对管理整个经济运转的各类机构都是必备的要素。远在古代,《论语》就记载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以上四个概念将贯穿全书,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了解货币和银行体系的炼金术是如何起源的,也可以分析我们如何才能减少炼金术的影响,甚至彻底根除这种巫术。
2013年,我从英国央行卸任,此后我致力于探究指导货币和银行体系运转的理论方面和操作层面的缺陷,以及这些不足之处给整个经济运转带来的影响。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离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近。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各国央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市场经济发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连接当下和未来,调剂人们到底要生产多少,要消费多少,这种调剂的过程不止一两天,而是会持续影响长远的未来。人类总是有天生的消费冲动,今天要花出去的钱一般都留不到明天,但是如果银行利率足够高,人们就会产生储蓄的意愿。同理,如果企业判断当前资金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益超出融资成本,那么企业一定会大力进行生产性资本投入。经济的发展需要储蓄和投资都成为必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来源,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成效。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存款利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比例都应该在零以上。但如今,我们深陷低利率困境而无法自拔,低利率无法激励居民进行储蓄,而储蓄才是未来消费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低利率政策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必然拖累投资回报率,迫使资金流入无利可图的项目。低利率和低投资回报率将同时拉低未来的经济增速。我们其实已经在下行道路上走了一段时间了。看上去我们目前正在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并未有效地充当现在与未来之间的桥梁。
我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已知的当下和未知的将来联系起来是一件存在先天障碍的工作。极端不确定性为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如果我们当前无法设想到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形态的商品或服务,又如何可能用这些尚未出现的东西构造一个市场呢?货币政策和银行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这个挑战。其二,偶发性大规模经济失衡事件的发生与极端不确定性存在高度关联。在传统操作当中,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和央行出谋划策的时候,往往低估了极端不确定性在诱发失衡过程中的重要性。危机不是凭空冒出来的,而是由人们在尝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的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累积形成的。以上两个方面对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将在后续章节中展开讨论。
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会折射出我的两段人生经历。第一段经历是在学术界,最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之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在大西洋两岸都从事过教学工作。在学术阵线上,我亲历了宏观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辩论转向数理化分析的过程——在意识辩论阶段,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但是从来无法令人信服;进入数理化分析阶段之后,其理论都具有高度说服力,但又从来无法完全合乎常情常理。直到2007~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在回顾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意识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我本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当时给我上课的是凯恩斯的几名学生,主要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和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他们和当时以数学家身份加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也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各所大学都更关注经济学研究,促使经济学院遍地开花。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关于经济的所有智慧都被这位伟人发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这个学派的影响力逐渐消退。经济学研究原本就以其论证的严谨而著称,数学家们正在让这个学科更严谨。但是,在大家追捧理性的人能够为经济带来有效均衡这个观念的过程中,非常规的经济学分析似乎快要被人们遗忘了,也就是说没人再把对经济失衡、极端不确定性和信任的分析当作严肃的课题进行研究了。我认为现在正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让这些课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来。
我人生的第二段经历是在英格兰银行度过的22个春秋。1991~2013年,我一直在这家全球最老且持续运转的央行供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和行长。这段经历使我充分了解了管理货币的各种手段。我在工作过程中认识到,管理货币不能依赖于天才银行家来发挥他们魔法般的能力,而应该通过设计和打造合理的制度,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来推动执行,我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过这一看法。不可否认,个人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在金融危机中,个人才干或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局面。总有一些个人,不论央行银行家或者政治家,总觉得自己能够抵御市场的算计,但我认为,市场的力量,也就是成千上万全球投资者的意愿,足以匹敌任何个人的力量。正如克林顿总统的一位竞选顾问所说的那样:“我曾经以为,如果真有转世投胎这回事的话,我希望做总统、教皇或者顶尖棒球手,但我现在希望能变身成债券市场,这样我可以唬住所有人。”6这话是在约20年前说的,直到今天其内涵依然适用。
2012年,我以英国央行行长身份发表了一次广播讲话,这是和平年代的第一次,再往前追溯则要说到1939年3月,蒙塔古?诺曼(Montagu Norman)在BBC(英国广播公司)的讲话,在他讲话的几个月后“二战”全面爆发。有记录显示,诺曼离开BBC大楼的时候,一群“英国社会信用党”的示威者冲向了他,示威者扛着旗子和标语,当时的口号是:先把银行家征兵入伍!2012年,群众的情绪同样激愤。2007~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恶劣影响还在蔓延,普通群众对于危机带来的影响仍然充满了愤怒。这一场危机是多年所犯错误累积形成的,消退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如果我们希望保护子孙,就不能等到下一轮危机到来时才采取行动。对货币和银行体系管理失败,导致失业率升高和生产力下降,进而无法预防危机再次产生,这种后果将是我们无法面对的。
查尔斯?狄更斯的《双城记》不仅开篇之语脍炙人口,其结尾段落同样掷地有声。当悉尼?卡顿为了挽救他人而在断头台上献身的时候,他回忆道:“我现在所做的这一件事,比这辈子做过的所有事情都好得多了……”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有效的方法,令我们继承的货币和银行炼金术走向终结,那么至少在经济领域,可以说这一项工作比过去所有工作加起来都要更有价值。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研究现代金融如何迷失方向的著作,深厚但是易于理解。没有人比默文?金更适合设想银行业的未来。他的著作值得一读。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为什么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很难克服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停滞,为什么看上去能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溃的弱点?”默文?金提出并解答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想了解这个时代*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未来的人来说,这本书不可不读。
——艾伦?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
凭借多年对银行业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应对金融恐慌的亲身经验,默文?金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和金融改革的新框架。《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中看似简单的概念是对当下银行业和市场惯例的挑战。
——保罗?沃尔克美联储前主席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很可能是关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的一本书。不管认同与否,无论国家元首还是经济学系学生,默文?金的远见卓识值得每一个人关注。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界从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监管体系的缺陷等相对宏观和制度化的层面反思金融体系缺陷的文献,可以说汗牛充栋。而默文?金则从货币和银行运作机制的角度,从金融决策理念的角度,针对当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反思。
——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默文?金认为人类如果不能克服囚徒困境、精诚合作,以改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人类必然会再次或多次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默文?金的著作值得关心人类经济命运的人士先睹为快。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我读过很多描述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的著作,其中《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睿智的,充满了新观念。在其他金融大师出版回忆录时,默文?金不仅对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而且指出了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弊端。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如果《金融炼金术》能够获得其应有的重视,它将拯救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彭博观点(Bloomberg View)本书是对战后经济决策和当今经济困境的清醒描述……我很少遇到一本经济学著作能够像《金融炼金术的终结》那样令人振奋,这确实是一本令人瞩目的作品。
——约翰?普伦德,《金融时报》专栏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不仅像其他书那样对经济提出了深入的批评,而且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实用的、能够引发争论的观点。这是一项罕见的成就。
这是一本研究现代金融如何迷失方向的著作,深厚但是易于理解。没有人比默文?金更适合设想银行业的未来。他的著作值得一读。
——亨利?基辛格美国前国务卿
“为什么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很难克服2007~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停滞,为什么看上去能点石成金的货币和银行,*终变成了引发经济体系彻底崩溃的弱点?”默文?金提出并解答了这些问题。对于那些想了解这个时代*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以及金融未来的人来说,这本书不可不读。
——艾伦?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
凭借多年对银行业历史的学术研究,以及应对金融恐慌的亲身经验,默文?金提出了一个关于货币和金融改革的新框架。《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中看似简单的概念是对当下银行业和市场惯例的挑战。
——保罗?沃尔克美联储前主席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很可能是关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的*重要的一本书。不管认同与否,无论国家元首还是经济学系学生,默文?金的远见卓识值得每一个人关注。
——劳伦斯?萨默斯美国财政部前部长
后金融危机时代,金融界从全球经济的失衡和监管体系的缺陷等相对宏观和制度化的层面反思金融体系缺陷的文献,可以说汗牛充栋。而默文?金则从货币和银行运作机制的角度,从金融决策理念的角度,针对当代市场经济制度下引发金融危机的根源进行了反思。
——巴曙松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交易所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默文?金认为人类如果不能克服囚徒困境、精诚合作,以改革全球金融货币体系,人类必然会再次或多次遭遇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默文?金的著作值得关心人类经济命运的人士先睹为快。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兼副所长《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一本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之作……此书对货币金融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一本能够引发经济学革命的书。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我读过很多描述2007~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教训的著作,其中《金融炼金术的终结》是*睿智的,充满了新观念。在其他金融大师出版回忆录时,默文?金不仅对全球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而且指出了经济学本身存在的弊端。
——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金融历史学家如果《金融炼金术》能够获得其应有的重视,它将拯救世界。
——迈克尔?刘易斯,彭博观点(Bloomberg View)本书是对战后经济决策和当今经济困境的清醒描述……我很少遇到一本经济学著作能够像《金融炼金术的终结》那样令人振奋,这确实是一本令人瞩目的作品。
——约翰?普伦德,《金融时报》专栏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不仅像其他书那样对经济提出了深入的批评,而且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实用的、能够引发争论的观点。这是一项罕见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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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工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各国政府和央行或许都知道维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性,但很少能真正做到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物价在10年间翻了一番,英国则只用了5年时间。1923年11月,德国物价在4天之内飞涨1倍,全年GDP下跌15%。2德国的高通货膨胀极大地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力量,同时助长了纳粹集权主义的滋生。3电影《歌厅》(Cabaret)以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为时代背景,其中一幕展示了一位夜总会司仪在舞台上献唱一首名为“金钱”的歌曲,其中有那么两句:
1马克、1日元、1美元,或者1英镑
这就是世界运转所需的一切。
但是在最近几年,各国央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行货币(尽管它们现在都通过电子化形式发行而很少印制纸币),我们仍然没能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迹象。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读者们认为钱不是世界运转所需的必要因素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货币真的不是必需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有货币?货币最终是否会彻底消失?
我在任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时不时会到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尤其是给小学生们解释什么是货币。他们会问我“什么是一次会议”,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就是“和朋友们在一起闲聊”。他们一方面对我收费“与朋友们闲聊”很困惑,一方面也对货币的价值深信不疑。我往往会拿起一张5英镑纸币,问他们这是什么。他们叫喊着回答:“钱。”而我总会说“我肯定这只是一张纸”,并且作势要把纸币撕开。他们会惊讶地呼喊“不要撕”。我就会停下来反问他们,我手中这张纸币与普通的纸有什么区别。他们会大声地回答:“你手里的纸币能买东西。”接下来我就开始和他们讨论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要保证这张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的价值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剧烈变化。学生们在我的课上总是能学到,平稳低通货膨胀是一种良好的经济状态,不论货币以何种形态出现,它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货币必须得到你希望从其手中购买东西的出售者的认可(即货币的普遍接受性)。第二个条件是,货币在未来交易中的价值能够通过合理的预估测算出来(即货币的价值稳定性)。
如今人们买东西的时候已经很少用纸币或硬币进行支付,更多的是用支票、借记卡、信用卡,或者直接从还在收取利息的银行储蓄账户上进行电子转账。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如何准确计量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经济环境也随之变化,货币的具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状态下去谋求一个准确的定义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有的人更希望仅仅把由央行或政府发行的纸币或储蓄凭证算作货币;其他一些人则接受更广义的界定,他们把私营银行发行且在交易中能够得到认可的储蓄凭证也作为一种货币;还有另一部分人把借款人可以自由使用的尚未结算的透支凭证也纳入货币的统计范围。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似乎用广义进行界定比较合适,但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阐释,在金融业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用狭义的界定似乎更为恰当。
当货币同时具备普遍接受性和稳定性时,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衡量消费、生产和财务的基本尺度。诺曼人曾于1066年占领不列颠诸岛,他们占领后做了一件事,把岛上的各类有价财物列了清单,包括房屋、牲畜和农地,主要是为了弄清楚这块新的领地上到底能征收多少税款。这份文献就是《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其中的普查记录(目前已可在线查阅)是以英镑、先令和便士进行计价的,这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计量体系沿用了非常久的时间,直到1971年英国货币采取十进制之后才废止。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在思考货币发展历史的时候,通常都把货币视为交易过程中的等价交换物,或者说一种买东西的方式。社会化大分工使得居民需要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去交换他人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亚当?斯密用别针厂的案例详细解释了社会化生产的分工,但是劳动力分工这个现象并不是在他的年代才出现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当人类出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化分工,最早的区别体现在猎人和采集者这两种不同的工种之间,自此之后,人类社会演化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具备不同手艺和技巧的工种。亚当?斯密在论著中写道:“在一个由猎人组成的国家中,如果某个人的制造弓箭技术比邻居们的都高超,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以礼品的形式将自己的产品赠予邻居,而邻居们可能用他们捕获的猎物作为回礼。”如果一个人把所有个人时间用于制造弓箭,以期用这些产品交换肉食,其实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分享捕猎成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希望一个猎人转型成为弓箭制造者,那么这个转型的人必须确信那些和他进行交易的人一定能带来肉食作为“谢礼”。
亚当?斯密在书中说:“当社会化分工刚刚出现的时候,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所能发挥的功能肯定受到了当时具体操作行为的影响,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或者陷入很尴尬的境地。”他描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双方需求恰好对等”情况的缺失,也就是说,以物易物的发生需要猎人正好希望得到弓箭,而弓箭制造者正好需要肉食。如果二者的需求不是恰好对等,那么以物易物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如果弓箭制造者希望得到玉米,种玉米的农民需要肉食,那么只有通过一系列对手交易之后,各方的需求才能够得到满足。由于这些交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跨度,有的甚至存在地域跨度,所以某种用作等价交易媒介的东西,即货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帮助人们达成自己希望的交易。
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货币的发展史等同于人类在相互交易中演变为社会化群体的历史。这个历史大概从公元前9000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这两个地区最早出现以商品作为货币的现象,此处的商品也就是粮食作物和牲畜。历史上还出现了其他多种商品形态的货币,包括亚洲地区的贝壳币,以及非洲地区的食盐。当然,将有实用价值的商品作为货币储存起来是会造成损失的:以货币身份存在的食盐必然失去了腌制肉食的功能。但不论是否有损失,以商品作为货币的现实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近现代。亚当?斯密在其著述中也写过,“纽芬兰的鳕鱼干,弗吉尼亚的烟草,西印度殖民地的白糖”都是当地可用的货币,甚至“在苏格兰某地的村子里,常见……工人下班后带着钉子去面包房或者酒吧进行交易”。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或者说所有居民对其环境内公认的货币形态缺乏共识的社区当中,具备实用价值的商品经常被当作货币使用。原本作为英国罪犯流放地的新南威尔士州,最早由英国海军进行管理,在这个环境中,朗姆酒是一种通用的货币;“二战”期间,香烟为战俘营公认的货币。
由于以商品作为货币成本高,使用不便,所以贵金属逐渐成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以金属作为以物易物的中介物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但是金属铸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和中东地区。到公元前250年前后,标准化的金、银、铜铸币已经在地中海周边国家流行起来。
各国政府在规范硬币的大小和自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硬币通常由当地最高的权力机构发行,硬币上印有象征权威的纹章,可以说硬币在当时看来是最便于使用的货币形态。从理论上讲,官方铸造的硬币应该能够避免被伪造,同时也让人们免于在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之前进行称重——保护货币的物理形态是其具备普遍接受性的必要条件。在现实当中,如亚当?斯密的好友、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所记录的情况那样,他在爱丁堡大学任教期间,学生们都是直接向导师提前支付学费,布莱克“每当遇到陌生的学生入学时,总是被迫称量学费,因为总有一大群学生带来不足重的基尼。如果面对一群不诚实的学生,老师还不采取措施自保的话,那么一年下来可能损失很多收入”。货币造假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而且现实当中,硬币造假的情况比纸币造假更严重。
使用标准化铸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铸币术还将不断升级。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于1816年写下的那样:
引入贵金属作为货币的通用形态确实可以被视为改善贸易方式和提升文明社会生存技能的重要一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事实是,随着知识的丰富和科技的进步,我们发现或许在过去民智尚未开化的年代,贵金属铸币被过度推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把这种形态的货币彻底废除,或许会给社会带来又一次的进步。
用贵金属当货币存在不便,这个事实应该最晚在16世纪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代表性事件是欧洲人第一次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的金银矿,尤其是大量银矿。此后,欧洲人从美洲进口了大量的金银,导致欧洲本土这两种贵金属的价格暴跌,大概下跌了2/3。所以,在以金银计价的体制下,大宗商品和零售货物的价格都大幅飙升。这可以算得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通货膨胀”。纵观16世纪,欧洲物价上涨了6倍多。从这个生动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货币以何种形态出现,只要其供应量出现剧烈变化,那么其价值稳定性必然受到牵连。
比硬币使用更方便的自然要算纸币,而且在货币体系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7世纪时的中国。中国明朝时期出现的纸币是用桑皮纸制作的,这些纸币直到现在摸上去还非常柔软。伪造纸币是死罪,这一点在纸币上就印有明文规定。如果发行纸币时不以黄金或者其他大宗商品作为支撑,那么这种纸币就被称作“法币”,这种货币没有内在价值,与其他货币最核心的差异是,这种纸币不能用于与央行交换黄金或其他有价值的大宗商品。只有在收款人愿意以票面价格接受这种货币,并且交付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这种货币才有用处,其价值取决于交易各方对其的信任程度。西方社会最早进行纸币实验的是美国——不是大革命之后的联邦政府,而是革命前东海岸的几个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前,创设货币是英国政府的特权。由于不能自主铸造硬币,殖民地的早期移民一直在抱怨货币供应不足,无法有效开展贸易。殖民地原有的金银储备(很不幸的是这些殖民地当地没有新开发的金银矿来供应新的货币)被用于支付从英国运来的进口产品,这也是由英国作为殖民宗主国强加给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导致的,于是金银储备还是流回了英国。在缺乏货币的情况下,以物易物的体系和以烟草等商品作为货币的情况同时存在,成为殖民地早期经济贸易的主要模式。当时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最终以“农产品、家禽或者腌肉”支付自己的学费。整个殖民地酝酿着一股创设新货币形态的动力。1690年,马萨诸塞州首次发行了纸币,其他各州政府相继效仿。从一定程度上讲,创设这些纸币的人明确表示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点会以黄金或白银赎回这些票据,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些纸币其实都是法币。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货币政策实验。正如伟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67年写的那样:
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屈指可数,而且完全没有满足殖民地贸易的需求,在这期间,各州发行的纸币都保持着相对固定的价值,且与白银相比,没有出现明显贬值……在某些州,由于纸币发行量大,其代表的价值量下降,导致其作为法定货币的支付能力出现下降……我们通过合理控制纸币发行量来避免货币贬值。
回过头去看,在殖民地纸币的发行时期内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17从宏观层面上讲,殖民地的早期管理者们理解富兰克林发出的警告,他们发行的纸币数额能够满足贸易的需要,但是又不会引发高速的通货膨胀。
到此为止,我已经全面回顾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发展史。我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大宗商品型货币能成为交易媒介,然后介绍了贵金属在标准化铸币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纸币替代商品成为货币的主导形态却比较难解释。虽然说用纸币买东西更方便,但是这种货币的悖论在于人们拥有的其实是不具备自然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这种货币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利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选择持有越来越少的现金,当今社会的货币更多地体现为银行储蓄余额,而不是纸币或硬币。银行的负债是如何变成货币的?要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货币发展史,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是货币如何发挥价值储藏物这个功能。
早在罗马人统治时期,货币和信贷就以贷款契约的形式存在着,同时硬币也是货币的主导形态。有钱人通常扮演了银行的角色,发放贷款,这种个人银行的经营者们通常会利用自己对顾客的熟悉程度来套利,他们可以把应收账款的单据用于支付个人的待付款项,因为收下这些单据的人还可以继续用其支付个人消费。这些应收账款的单据已经具备了货币的普遍接受性。中世纪欧洲的纸币是从承兑票据演变而来的,承兑票据是一种金匠或其他商户开具的金币存款凭证。这种纸币的价值是以金匠收到的金币作为担保的。持有票据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在任何时间将手中的票据兑换成黄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并非所有承兑票据都会立刻被兑换成黄金,而是有可能在贸易过程中作为资金流转一段时间,于是很多商人开始发行用黄金以外的资产作为担保的票据,比如说商人贷给顾客的应收款项也可以作为担保。只要持有票据的人满足于使用纸币进行流通,那么为纸币价值提供担保的资产就可以是低流动性的资产,也就是说可以用无法迅速转换成货币,或者说没有十足把握能够转换成货币的资产作为担保。从这个实践经验中演变出了我们当前使用的银行业体系,即由流动性较好的储蓄或票据提供资金支持的低流动性资产。
由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问题显而易见。以私营银行的票据或储蓄凭证形态出现的货币,其本质是对价值无法确认的低流动性资产的赎回权。所以这种货币的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性都会时不时地遭遇威胁。我们可以用美国自由银行时期的案例来充分揭示这种风险。在这段时期内,纸币是由私营银行发行的,而非中央政府行为(美联储直至1914年才正式运行)。这段所谓的“自由银行”时期从1836年持续到1863年,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章程的更新,结尾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几项全国性银行业法案,对新发行的纸币征收多种税款。在这段时期内,银行业几乎没有准入门槛。对银行而言,贷款是资产,纸币和储蓄凭证是负债;对它们的客户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有数百家银行从事借贷业务,然后通过吸收存款和印发纸币来获取自身运营的资金。它们的资产通常是自己持有的黄金和已经贷出的应收款项的总和,负债就是自己发行的纸币和储蓄凭证的总额,通常情况下,纸币总额总会占到其债务的绝大部分。
从原则上讲,当持有纸币的人到私营银行总部要求兑付的时候,银行应该按照票面价格支付等额黄金,这种货币价值是由银行持有的黄金(或白银)和应收贷款资产进行担保的。但如果纸币流动的区域远离发行者的总部的时候,它们通常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而且只能折价使用。《纸币报价》(Banknote Reporter)——一份专门发布不同纸币价格的报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其功能就是列示各种人们不熟悉的纸币的价值。纸币的折价比例不仅根据使用地离银行总部的距离发生变化,不同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折价率也不同,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纸币的折价率还要综合考虑那个时间点上发行银行的信用程度,以及这家银行可能受到储户挤兑的脆弱程度。
1839年,一位来自费城的很有创业精神的范?考特(VanCourt)先生开始出版发行刊物,即《范考特防伪和纸币辨识指南》。当时的费城是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这本出版物详细记录了美国数百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在费城当地的折扣率。以亚拉巴马州银行的纸币为例,其在费城的折扣率从1842年的25%到1853年的1.8%不等,有记录的某家银行最高折扣率为50%。康涅狄格州的银行数量比亚拉巴马州的多,有多家银行的纸币折扣率超过了50%,但平均来看,该州银行纸币在费城的折扣率很少超过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利诺伊州,这里的银行纸币在费城经常要折扣50%以上才能使用。在自由银行的时代,很多银行都倒闭了,而且金融危机也频繁发生。
自由银行时期最有趣的特征就是它向世人揭示了以银行负债作为货币(也就是要求银行按照票面价格兑付纸币或储蓄凭证)与银行资产的风险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19世纪的私营银行纸币都按照票面价格兑换成资产,当时的银行资产有很大的概率会在某个时点无法再继续维持兑付。而且银行的拥有者们完全可能滥发纸币,投资于高风险资产,甚至在经营不善的时候关门开溜。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消费者们通常只愿意接受打折之后的纸币。鉴于纸币的折扣率会随着时间发生浮动,所以纸币作为支付工具的价值逐渐降低。
银行发行的纸币应该作为(不确定的)价值量的储藏手段。如果纸币的价格总是能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价值,那么持有纸币的人就不会因为银行过度发行纸币而遭受损失。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们变成了银行的股东,因为他们持有的票据可以被当作拥有银行资产所有权的凭证,尽管银行的资产总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浮动。所以说,私营银行发行的纸币,如果用普遍接受性和稳定性两条标准来衡量的话,都非常不适宜充当货币。
用银行负债作为货币,尤其在经历了自由银行时期之后,其展现出来的天生的不合理性必然促使政府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同时也促成了美联储的诞生。大萧条之后,美国于1933年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全美境内引入了存款保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普通储户面临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意味着风险转由纳税人承担,虽然可以有效地降低储户挤兑银行的风险,但同时也强化了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的角色,其发行的货币的主要形态就是储蓄凭证,可以取用的形态就是政府独立发行的纸币。
从这个角度了解了货币发展史之后,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其实银行的储蓄余额就是可供社会使用的货币总量的绝大部分。这些货币有天生的价值,而且不论收益率多么微小,总是能给储蓄者带来一定数额的回报(这种回报如果在明面上体现通常就是储蓄获得的利息,如果以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而言,这种回报体现为政府补贴的货币转移支付服务)。因此,市场中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储蓄余额决定的。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以广义范围计算,美国这个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差不多等于其本国GDP总量的2/3,而且这个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而银行储蓄余额相对于流通货币总量的比例差不多一直保持在90%左右。大概100多年前,金银两种贵金属的量大概相当于流通货币总量的10%,它们对于纸币和硬币的价值起到同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把这些贵金属当作货币了。银行储蓄余额占流通货币总量的比例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更高,欧元区的比例大概是91%,日本为93%,英国应该不低于97%。这些数字背后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创设货币这件事情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私营企业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越来越不参考实际购买东西的需求,而越来越依赖于私营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而凭空设置的信用额度。在正常情况下,信用额度的供给应该是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信用额度可用程度的增减往往反映出央行制定的利率水平对供需关系的影响。所以说,私营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并不影响央行成为调控经济体货币量的主导者的身份。负债的迅速增长不能归咎于银行不负责任地发放贷款,更多地要归罪于借款人对未来的收入水平过度乐观,当然低利率水平和银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进行恶性竞争也是部分原因。但是在危机爆发的时期内,信贷供给的变化折射出的可能是银行进行放贷业务的意愿,危机时期银行的稳定性削弱,信贷供给变化也可能折射出市场继续为某家特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很难通过刺激借贷需求来对冲货币供应量缩减的影响,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公认的交易媒介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货币不仅仅是必需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于社会有益的工具。专门研究罗马历史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说过:“由于社会大众都希望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和财富,所以才决定了货币有其使用价值,正如同书信的价值在于表达我们的思想一样;这两种社会制度,给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和激情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因此使得原本需要依托它们展现出来的对象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但是由私营银行体系发行的货币总量并不是总能达到一个社会正好需要的程度。确实,如果发行量超出需求量,我们就可能面临资金冗余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如果发行量小于需求量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货币到底应该私有化发行还是由政府发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发行方式对货币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性的影响。
不论富裕国家还是贫穷国家,对货币的管理工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各国政府和央行或许都知道维持物价稳定的重要性,但很少能真正做到这一点。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物价在10年间翻了一番,英国则只用了5年时间。1923年11月,德国物价在4天之内飞涨1倍,全年GDP下跌15%。2德国的高通货膨胀极大地削弱了魏玛共和国的力量,同时助长了纳粹集权主义的滋生。3电影《歌厅》(Cabaret)以20世纪30年代的柏林为时代背景,其中一幕展示了一位夜总会司仪在舞台上献唱一首名为“金钱”的歌曲,其中有那么两句:
1马克、1日元、1美元,或者1英镑
这就是世界运转所需的一切。
但是在最近几年,各国央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发行货币(尽管它们现在都通过电子化形式发行而很少印制纸币),我们仍然没能看到世界经济复苏的迹象。在这个前提下,如果读者们认为钱不是世界运转所需的必要因素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货币真的不是必需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拥有货币?货币最终是否会彻底消失?
我在任职英国央行行长期间,时不时会到学校里给孩子们上课,尤其是给小学生们解释什么是货币。他们会问我“什么是一次会议”,我唯一能给出的答案就是“和朋友们在一起闲聊”。他们一方面对我收费“与朋友们闲聊”很困惑,一方面也对货币的价值深信不疑。我往往会拿起一张5英镑纸币,问他们这是什么。他们叫喊着回答:“钱。”而我总会说“我肯定这只是一张纸”,并且作势要把纸币撕开。他们会惊讶地呼喊“不要撕”。我就会停下来反问他们,我手中这张纸币与普通的纸有什么区别。他们会大声地回答:“你手里的纸币能买东西。”接下来我就开始和他们讨论更重要的话题,也就是要保证这张纸币所能购买的东西的价值不会在一年的时间里发生剧烈变化。学生们在我的课上总是能学到,平稳低通货膨胀是一种良好的经济状态,不论货币以何种形态出现,它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货币必须得到你希望从其手中购买东西的出售者的认可(即货币的普遍接受性)。第二个条件是,货币在未来交易中的价值能够通过合理的预估测算出来(即货币的价值稳定性)。
如今人们买东西的时候已经很少用纸币或硬币进行支付,更多的是用支票、借记卡、信用卡,或者直接从还在收取利息的银行储蓄账户上进行电子转账。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都在争论如何准确计量一个经济体中的货币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手段不断更新,经济环境也随之变化,货币的具体形态也在发生变化,在这种状态下去谋求一个准确的定义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有的人更希望仅仅把由央行或政府发行的纸币或储蓄凭证算作货币;其他一些人则接受更广义的界定,他们把私营银行发行且在交易中能够得到认可的储蓄凭证也作为一种货币;还有另一部分人把借款人可以自由使用的尚未结算的透支凭证也纳入货币的统计范围。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用于贸易结算的货币似乎用广义进行界定比较合适,但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一步阐释,在金融业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用狭义的界定似乎更为恰当。
当货币同时具备普遍接受性和稳定性时,我们就可以将其作为衡量消费、生产和财务的基本尺度。诺曼人曾于1066年占领不列颠诸岛,他们占领后做了一件事,把岛上的各类有价财物列了清单,包括房屋、牲畜和农地,主要是为了弄清楚这块新的领地上到底能征收多少税款。这份文献就是《土地调查清册》(Domesday Book),其中的普查记录(目前已可在线查阅)是以英镑、先令和便士进行计价的,这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计量体系沿用了非常久的时间,直到1971年英国货币采取十进制之后才废止。
在传统观念里,人们在思考货币发展历史的时候,通常都把货币视为交易过程中的等价交换物,或者说一种买东西的方式。社会化大分工使得居民需要用自己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去交换他人的产品或服务。虽然亚当?斯密用别针厂的案例详细解释了社会化生产的分工,但是劳动力分工这个现象并不是在他的年代才出现的。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当人类出现在崇山峻岭之间的时候,就出现了社会化分工,最早的区别体现在猎人和采集者这两种不同的工种之间,自此之后,人类社会演化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具备不同手艺和技巧的工种。亚当?斯密在论著中写道:“在一个由猎人组成的国家中,如果某个人的制造弓箭技术比邻居们的都高超,那么刚开始的时候,他会以礼品的形式将自己的产品赠予邻居,而邻居们可能用他们捕获的猎物作为回礼。”如果一个人把所有个人时间用于制造弓箭,以期用这些产品交换肉食,其实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分享捕猎成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希望一个猎人转型成为弓箭制造者,那么这个转型的人必须确信那些和他进行交易的人一定能带来肉食作为“谢礼”。
亚当?斯密在书中说:“当社会化分工刚刚出现的时候,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行为所能发挥的功能肯定受到了当时具体操作行为的影响,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或者陷入很尴尬的境地。”他描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双方需求恰好对等”情况的缺失,也就是说,以物易物的发生需要猎人正好希望得到弓箭,而弓箭制造者正好需要肉食。如果二者的需求不是恰好对等,那么以物易物的交易就无法进行。如果弓箭制造者希望得到玉米,种玉米的农民需要肉食,那么只有通过一系列对手交易之后,各方的需求才能够得到满足。由于这些交易之间可能存在时间跨度,有的甚至存在地域跨度,所以某种用作等价交易媒介的东西,即货币,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帮助人们达成自己希望的交易。
从这个角度去解释,货币的发展史等同于人类在相互交易中演变为社会化群体的历史。这个历史大概从公元前9000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开始,这两个地区最早出现以商品作为货币的现象,此处的商品也就是粮食作物和牲畜。历史上还出现了其他多种商品形态的货币,包括亚洲地区的贝壳币,以及非洲地区的食盐。当然,将有实用价值的商品作为货币储存起来是会造成损失的:以货币身份存在的食盐必然失去了腌制肉食的功能。但不论是否有损失,以商品作为货币的现实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近现代。亚当?斯密在其著述中也写过,“纽芬兰的鳕鱼干,弗吉尼亚的烟草,西印度殖民地的白糖”都是当地可用的货币,甚至“在苏格兰某地的村子里,常见……工人下班后带着钉子去面包房或者酒吧进行交易”。在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或者说所有居民对其环境内公认的货币形态缺乏共识的社区当中,具备实用价值的商品经常被当作货币使用。原本作为英国罪犯流放地的新南威尔士州,最早由英国海军进行管理,在这个环境中,朗姆酒是一种通用的货币;“二战”期间,香烟为战俘营公认的货币。
由于以商品作为货币成本高,使用不便,所以贵金属逐渐成为货币的主要形态。以金属作为以物易物的中介物最早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但是金属铸币最早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和中东地区。到公元前250年前后,标准化的金、银、铜铸币已经在地中海周边国家流行起来。
各国政府在规范硬币的大小和自重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硬币通常由当地最高的权力机构发行,硬币上印有象征权威的纹章,可以说硬币在当时看来是最便于使用的货币形态。从理论上讲,官方铸造的硬币应该能够避免被伪造,同时也让人们免于在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之前进行称重——保护货币的物理形态是其具备普遍接受性的必要条件。在现实当中,如亚当?斯密的好友、化学家约瑟夫?布莱克(Joseph Black)所记录的情况那样,他在爱丁堡大学任教期间,学生们都是直接向导师提前支付学费,布莱克“每当遇到陌生的学生入学时,总是被迫称量学费,因为总有一大群学生带来不足重的基尼。如果面对一群不诚实的学生,老师还不采取措施自保的话,那么一年下来可能损失很多收入”。货币造假的情况现在仍然存在,而且现实当中,硬币造假的情况比纸币造假更严重。
使用标准化铸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铸币术还将不断升级。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于1816年写下的那样:
引入贵金属作为货币的通用形态确实可以被视为改善贸易方式和提升文明社会生存技能的重要一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另一个事实是,随着知识的丰富和科技的进步,我们发现或许在过去民智尚未开化的年代,贵金属铸币被过度推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把这种形态的货币彻底废除,或许会给社会带来又一次的进步。
用贵金属当货币存在不便,这个事实应该最晚在16世纪就成为人们的共识,代表性事件是欧洲人第一次横跨大西洋,发现了美洲的金银矿,尤其是大量银矿。此后,欧洲人从美洲进口了大量的金银,导致欧洲本土这两种贵金属的价格暴跌,大概下跌了2/3。所以,在以金银计价的体制下,大宗商品和零售货物的价格都大幅飙升。这可以算得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通货膨胀”。纵观16世纪,欧洲物价上涨了6倍多。从这个生动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不论货币以何种形态出现,只要其供应量出现剧烈变化,那么其价值稳定性必然受到牵连。
比硬币使用更方便的自然要算纸币,而且在货币体系内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出现在7世纪时的中国。中国明朝时期出现的纸币是用桑皮纸制作的,这些纸币直到现在摸上去还非常柔软。伪造纸币是死罪,这一点在纸币上就印有明文规定。如果发行纸币时不以黄金或者其他大宗商品作为支撑,那么这种纸币就被称作“法币”,这种货币没有内在价值,与其他货币最核心的差异是,这种纸币不能用于与央行交换黄金或其他有价值的大宗商品。只有在收款人愿意以票面价格接受这种货币,并且交付商品或服务的情况下,这种货币才有用处,其价值取决于交易各方对其的信任程度。西方社会最早进行纸币实验的是美国——不是大革命之后的联邦政府,而是革命前东海岸的几个殖民地。在美国独立之前,创设货币是英国政府的特权。由于不能自主铸造硬币,殖民地的早期移民一直在抱怨货币供应不足,无法有效开展贸易。殖民地原有的金银储备(很不幸的是这些殖民地当地没有新开发的金银矿来供应新的货币)被用于支付从英国运来的进口产品,这也是由英国作为殖民宗主国强加给殖民地的贸易限制导致的,于是金银储备还是流回了英国。在缺乏货币的情况下,以物易物的体系和以烟草等商品作为货币的情况同时存在,成为殖民地早期经济贸易的主要模式。当时哈佛大学的学生们最终以“农产品、家禽或者腌肉”支付自己的学费。整个殖民地酝酿着一股创设新货币形态的动力。1690年,马萨诸塞州首次发行了纸币,其他各州政府相继效仿。从一定程度上讲,创设这些纸币的人明确表示在未来某个特定的时点会以黄金或白银赎回这些票据,但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这些纸币其实都是法币。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货币政策实验。正如伟人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67年写的那样:
政府发行的货币总量屈指可数,而且完全没有满足殖民地贸易的需求,在这期间,各州发行的纸币都保持着相对固定的价值,且与白银相比,没有出现明显贬值……在某些州,由于纸币发行量大,其代表的价值量下降,导致其作为法定货币的支付能力出现下降……我们通过合理控制纸币发行量来避免货币贬值。
回过头去看,在殖民地纸币的发行时期内并没有发生通货膨胀。17从宏观层面上讲,殖民地的早期管理者们理解富兰克林发出的警告,他们发行的纸币数额能够满足贸易的需要,但是又不会引发高速的通货膨胀。
到此为止,我已经全面回顾了传统意义上的货币发展史。我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大宗商品型货币能成为交易媒介,然后介绍了贵金属在标准化铸币历史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纸币替代商品成为货币的主导形态却比较难解释。虽然说用纸币买东西更方便,但是这种货币的悖论在于人们拥有的其实是不具备自然使用价值的东西,而且这种货币本身不会产生任何利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选择持有越来越少的现金,当今社会的货币更多地体现为银行储蓄余额,而不是纸币或硬币。银行的负债是如何变成货币的?要解释这一点,我们需要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货币发展史,这一次我们关注的是货币如何发挥价值储藏物这个功能。
早在罗马人统治时期,货币和信贷就以贷款契约的形式存在着,同时硬币也是货币的主导形态。有钱人通常扮演了银行的角色,发放贷款,这种个人银行的经营者们通常会利用自己对顾客的熟悉程度来套利,他们可以把应收账款的单据用于支付个人的待付款项,因为收下这些单据的人还可以继续用其支付个人消费。这些应收账款的单据已经具备了货币的普遍接受性。中世纪欧洲的纸币是从承兑票据演变而来的,承兑票据是一种金匠或其他商户开具的金币存款凭证。这种纸币的价值是以金匠收到的金币作为担保的。持有票据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在任何时间将手中的票据兑换成黄金。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并非所有承兑票据都会立刻被兑换成黄金,而是有可能在贸易过程中作为资金流转一段时间,于是很多商人开始发行用黄金以外的资产作为担保的票据,比如说商人贷给顾客的应收款项也可以作为担保。只要持有票据的人满足于使用纸币进行流通,那么为纸币价值提供担保的资产就可以是低流动性的资产,也就是说可以用无法迅速转换成货币,或者说没有十足把握能够转换成货币的资产作为担保。从这个实践经验中演变出了我们当前使用的银行业体系,即由流动性较好的储蓄或票据提供资金支持的低流动性资产。
由私营银行发行货币的问题显而易见。以私营银行的票据或储蓄凭证形态出现的货币,其本质是对价值无法确认的低流动性资产的赎回权。所以这种货币的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性都会时不时地遭遇威胁。我们可以用美国自由银行时期的案例来充分揭示这种风险。在这段时期内,纸币是由私营银行发行的,而非中央政府行为(美联储直至1914年才正式运行)。这段所谓的“自由银行”时期从1836年持续到1863年,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否决了美国第二银行章程的更新,结尾的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通过的几项全国性银行业法案,对新发行的纸币征收多种税款。在这段时期内,银行业几乎没有准入门槛。对银行而言,贷款是资产,纸币和储蓄凭证是负债;对它们的客户而言,情况正好相反。有数百家银行从事借贷业务,然后通过吸收存款和印发纸币来获取自身运营的资金。它们的资产通常是自己持有的黄金和已经贷出的应收款项的总和,负债就是自己发行的纸币和储蓄凭证的总额,通常情况下,纸币总额总会占到其债务的绝大部分。
从原则上讲,当持有纸币的人到私营银行总部要求兑付的时候,银行应该按照票面价格支付等额黄金,这种货币价值是由银行持有的黄金(或白银)和应收贷款资产进行担保的。但如果纸币流动的区域远离发行者的总部的时候,它们通常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进行交易,而且只能折价使用。《纸币报价》(Banknote Reporter)——一份专门发布不同纸币价格的报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其功能就是列示各种人们不熟悉的纸币的价值。纸币的折价比例不仅根据使用地离银行总部的距离发生变化,不同银行发行的纸币的折价率也不同,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纸币的折价率还要综合考虑那个时间点上发行银行的信用程度,以及这家银行可能受到储户挤兑的脆弱程度。
1839年,一位来自费城的很有创业精神的范?考特(VanCourt)先生开始出版发行刊物,即《范考特防伪和纸币辨识指南》。当时的费城是仅次于纽约的金融中心,这本出版物详细记录了美国数百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在费城当地的折扣率。以亚拉巴马州银行的纸币为例,其在费城的折扣率从1842年的25%到1853年的1.8%不等,有记录的某家银行最高折扣率为50%。康涅狄格州的银行数量比亚拉巴马州的多,有多家银行的纸币折扣率超过了50%,但平均来看,该州银行纸币在费城的折扣率很少超过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伊利诺伊州,这里的银行纸币在费城经常要折扣50%以上才能使用。在自由银行的时代,很多银行都倒闭了,而且金融危机也频繁发生。
自由银行时期最有趣的特征就是它向世人揭示了以银行负债作为货币(也就是要求银行按照票面价格兑付纸币或储蓄凭证)与银行资产的风险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19世纪的私营银行纸币都按照票面价格兑换成资产,当时的银行资产有很大的概率会在某个时点无法再继续维持兑付。而且银行的拥有者们完全可能滥发纸币,投资于高风险资产,甚至在经营不善的时候关门开溜。由于这些风险的存在,消费者们通常只愿意接受打折之后的纸币。鉴于纸币的折扣率会随着时间发生浮动,所以纸币作为支付工具的价值逐渐降低。
银行发行的纸币应该作为(不确定的)价值量的储藏手段。如果纸币的价格总是能准确反映银行资产的价值,那么持有纸币的人就不会因为银行过度发行纸币而遭受损失。但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他们变成了银行的股东,因为他们持有的票据可以被当作拥有银行资产所有权的凭证,尽管银行的资产总是随着时间变化而浮动。所以说,私营银行发行的纸币,如果用普遍接受性和稳定性两条标准来衡量的话,都非常不适宜充当货币。
用银行负债作为货币,尤其在经历了自由银行时期之后,其展现出来的天生的不合理性必然促使政府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同时也促成了美联储的诞生。大萧条之后,美国于1933年创设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在全美境内引入了存款保险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普通储户面临的风险。存款保险制度的诞生,意味着风险转由纳税人承担,虽然可以有效地降低储户挤兑银行的风险,但同时也强化了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的角色,其发行的货币的主要形态就是储蓄凭证,可以取用的形态就是政府独立发行的纸币。
从这个角度了解了货币发展史之后,我们应该能够理解,其实银行的储蓄余额就是可供社会使用的货币总量的绝大部分。这些货币有天生的价值,而且不论收益率多么微小,总是能给储蓄者带来一定数额的回报(这种回报如果在明面上体现通常就是储蓄获得的利息,如果以一个国家的经常账户而言,这种回报体现为政府补贴的货币转移支付服务)。因此,市场中流通的纸币和硬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储蓄余额决定的。在过去一个世纪当中,以广义范围计算,美国这个经济体中流通的货币差不多等于其本国GDP总量的2/3,而且这个比例保持了相对稳定,而银行储蓄余额相对于流通货币总量的比例差不多一直保持在90%左右。大概100多年前,金银两种贵金属的量大概相当于流通货币总量的10%,它们对于纸币和硬币的价值起到同样重要的决定性作用,但如今我们已经不再把这些贵金属当作货币了。银行储蓄余额占流通货币总量的比例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可能更高,欧元区的比例大概是91%,日本为93%,英国应该不低于97%。这些数字背后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创设货币这件事情似乎已经完全变成了私营企业必须完成的一项任务。经济体中的货币总量越来越不参考实际购买东西的需求,而越来越依赖于私营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而凭空设置的信用额度。在正常情况下,信用额度的供给应该是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需求不断调整的,信用额度可用程度的增减往往反映出央行制定的利率水平对供需关系的影响。所以说,私营银行作为货币发行人并不影响央行成为调控经济体货币量的主导者的身份。负债的迅速增长不能归咎于银行不负责任地发放贷款,更多地要归罪于借款人对未来的收入水平过度乐观,当然低利率水平和银行为了满足客户需求进行恶性竞争也是部分原因。但是在危机爆发的时期内,信贷供给的变化折射出的可能是银行进行放贷业务的意愿,危机时期银行的稳定性削弱,信贷供给变化也可能折射出市场继续为某家特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的意愿。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很难通过刺激借贷需求来对冲货币供应量缩减的影响,这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公认的交易媒介这个角色的角度来说,货币不仅仅是必需品,它同时也是一种于社会有益的工具。专门研究罗马历史的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曾说过:“由于社会大众都希望有一种统一的方式来表达需求和财富,所以才决定了货币有其使用价值,正如同书信的价值在于表达我们的思想一样;这两种社会制度,给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和激情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因此使得原本需要依托它们展现出来的对象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但是由私营银行体系发行的货币总量并不是总能达到一个社会正好需要的程度。确实,如果发行量超出需求量,我们就可能面临资金冗余和通货膨胀的风险,而如果发行量小于需求量就可能爆发金融危机。货币到底应该私有化发行还是由政府发行?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发行方式对货币普遍接受性和价值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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