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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中国财政史诗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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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郭建龙 著 中国财政史诗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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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020-4-15 03: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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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名称】: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资料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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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4-15 03:48 上传
内容简介
本书作者以中国历代王朝为经,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详细梳理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帝国的财政制度之流变,分析历代财政制度之得失,力图从田赋制度、货币制度、官营经济三方面说明中国传统政治之兴衰与帝国财政状况密切相关。
本书分为三部分,以中国历史上三次社会与财政的重建为划分阶段的标准。第一部分聚焦于秦汉到南朝时期,以汉武帝建立的国有体制,汉武帝、王莽的金融垄断,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和户籍制度为线索,解读这段时期的财政现象;第二部分以北魏的土地国有制改革为始,论及唐代土地国有制所引起的巨大混乱,以宋代金融改革引起的大崩溃收场;第三部分自元代政府试验性的财政政策起,随后论述明清时期的保守财政,以晚清财政近代化的努力和惰性为终。
作者简介
郭建龙,独立作家,曾任《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出版作品有:小说《告别香巴拉》;文化游“亚洲三部曲”,《印度,漂浮的次大陆》《三千佛塔烟云下》《骑车去元朝》;人物传记《一以贯之》;商业传记《势在人为》;历史游记《穿越百年中东》。
目录
版权信息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引子 汉武帝:两千年帝国财政的教科书
第一部 探索中的集权帝国(秦到南朝,公元前221年—公元589年)第一章 秦代:中央帝国的诞生
楚汉相争:一道岔路口的选择题
秦代的财政革命和崩溃
汉高祖:帝国的重建
汉文帝:经济优先,财政让路
窦太后、贾谊和晁错:儒道之争的本质
第二章 汉代:皇帝的财政僵局
汉武帝:不可避免的财政扩张
皇帝的铸币战争
汉昭帝:两千年前的国企争论
争权的政治,结块的社会
第三章 一个幻想家的财政实验
过于平静的改朝换代
回归古代:西汉末年的儒家暗流
王莽:改革派的复古式集权
梦想家的币制幻想曲
第四章 穿越朝代的制度惰性
当皇权受到抵制
制度的惯性之重
在摩擦中逐渐解体
制度之变与王朝崩溃
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竞争
三国:财政为王
统一战争中看不见的战场
西晋:道不尽的禅让制
查不清的土地,理不尽的户籍
南朝:漫长的终曲
第二部 财政失控的繁荣帝国(北朝到南宋,公元386年—公元1279年)第六章 唐德宗:吝啬皇帝的感慨悲歌
当皇帝出逃时
战争时期的加税经济学
藩镇割据时期的财政死穴
雄心勃勃的帝王和可怜的财政
沦为守财奴
第七章 一千多年前的土地革命
北魏太后的政策与爱情
六世纪的“大跃进”
当社会在雄心中崩溃
第八章 唐代:*简单的财政,*复杂的问题
被高估的行政效率
奇特的自我经营式财政
财政逼迫下的皇室搬家
贤相集团与聚敛集团
天宝变乱的财政之谜
盛世王朝的终结
第九章 宋代:改革之殇
岳阳楼上叹革新
错综复杂的财政集权
官买官卖遍天下
熙宁变法和元丰改制
第十章 纸币:温水煮青蛙的游戏
纸币猛于虎
金融诈骗案引出的货币由来
宋代七巧板式的币制
交子:民间播种,政府收获
*隐蔽的敛财术
第十一章 金融大崩溃
能臣蔡京的金融投机
南宋的金融崩溃
贾似道:灭亡前的土地改革
第三部 *完美的集权机器(辽金到清,公元907年—公元1911年)第十二章 元代:大蒙古的财政危机
宰相脱脱:蒙古人的凯恩斯(3)
大蒙古时期的财政
忽必烈的孱弱遗产
摇摆的政治和元朝的衰落
雄心勃勃的经济刺激计划
飞转的印钞机和社会崩溃
第十三章 明代:*严密的集权皇朝
玩不转钞票的皇帝
亏本的对外贸易
蒙人的户籍和土地清查
农民意识和财政死结
张居正的挣扎和妥协
加税直到灭亡
第十四章 清代:挣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探花不值一文钱
理想样本,也是落后样本
赔款与借债
重归往复的叹息与无奈
后记
附录
参考史料及著作
媒体评论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林达作家
前言
前言 一部新视角下的中国财政史诗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巳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读者通过本书可以了解:
1.王侯将相之外更深层的历史脉动。这本书的主角不是每个具体的个人,而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演化力量。这种演化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而是可以通过现代财经工具分析的具体事件。作者认为,在描写历朝历代命运往复时,同样可以写出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美感,其力量不亚于王侯将相在台前的表演。
2.对于中国现代财政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看到财政问题在中国古代的演化和发展。只有透过王侯将相的表演,看到财政方面的演化和失衡,才能真正了解一代王朝为什么兴,为什么亡,并意识到许多现代问题实际上有其古代版本,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预测未来的发展。
3.支撑现代经济和财政体制的三大支柱,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种现象分别在中国的汉代、唐代、宋代都可以找到对应的版本。因此,本书也将更多的笔墨聚焦在这三大支柱的来龙去脉,并围绕着它们,追溯源由,分析政策带来的问题,以及*后的归宿。除了这三大问题之外,每个朝代的财政教训又各有不同,本书将会一一分析。
中国历史的财政逻辑
中国是一个早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了中央集权制。在这套制度发明之前,人类几乎不可能在数百万平方千米的疆域内建立统一的国家。由于交通和科技的限制,统治者无法让千里之外的人们都俯首听命。
周代虽然建立了诸侯制,但由于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力太弱,各个诸侯逐渐独立成了国家。秦汉发明的中央集权则在地方上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体系,体系中的官员们由中央任免和控制,对人民进行统治,同时又相互监督、相互制衡。
中央政府控制官僚*重要的手段是财政,除了中央之外,其余机构无权收税,也不能给官员发放工资。这样,官员就成了中央政府豢养的统治工具,而中央政府则通过官僚网络牢牢控制了民间。
但是,中央集权制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王朝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官僚机构的规模还比较小,这时,可以通过正规的农业税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快速,仅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这时,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财政扩张期,皇帝发展出正规税收之外的各种手段,从民间攫取财富。
*早进入皇帝视野的是国有企业。
早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建立国有企业的方法。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本来是财政富裕的时代,但他发动针对匈奴的战争,迅速耗空了国库,仅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汉武帝决定依靠政府对于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先进的工业部门,可谓汉代的IT行业。汉武帝围绕着盐铁资源,垄断了经营权,建立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垄断前后形成的价格差,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
除了建立国有企业,汉代还第一次将货币发行权垄断到中央政府手中,从而可以利用货币贬值(铸币时代主要是靠往铜中掺入其他贱金属来实现),从民间抽取财富。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形成了对中国民间经济的第一道紧箍咒。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
唐代的土地公有制源头来自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终传给了唐。它规定:当一个人出生,就由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的新生人口。这种制度下,政府是全国*大地主,农民只是终生的租客,税收就是租金。
在1978年之后,中国农村也曾经实行过类似的分地制度。
另外,与现代中国类似,唐代也是一个政府参与经营的时代。皇帝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可以说,唐代的政府也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搅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实行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正是由于糟糕的财政,唐玄宗在盛世时期也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这个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总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地区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收养活军队打仗。
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终导致了安史之乱。
可以说,唐代的衰落首先是一个财政问题,再扩大成为一个军事问题。
在汉唐的财政经验之外,宋代则为中国提供了*后一个强有力的工具——纸币。从宋代开始,中国的每一个朝代(除了清代)都会产生剧烈的纸币通膨,中央政府突然发现,纸币是一种更容易攫取财富的工具,并且迅速滥用。即便到了现代,世界各国也都发现纸币是一个快速的筹款工具,并倾向于过度使用,*近世界性的流动性泛滥就是这样的结果。
从上面的回顾也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金融垄断,这三大制度在中国古代都有了非常深入的实验。而它带来的结果也在一次次重复,每一次的重复虽然有特殊性,却又有许多规律可以追寻。本书在叙述这些中国古代的经验教训时,试图寻找其中的规律,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池塘中,掺入一点古人的眼泪。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
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滥调。
本书所弥补的,恰好是这两方面的缺陷:试图利用现代的经济理论来分析中国古代的经济、财政现象。而在选择史料上,则尽量重读古代典籍,以《二十五史志》《资治通鉴》《通典》《文献通考》等史籍为依据,辅以其他史料,紧扣这些材料来分析问题。
本书分为一个引子和三部。引子介绍了中央帝国形成之初*重要的财政事件:汉武帝建立财税样板。而本书正文的三部,则对应着中国集权时代的三个大周期。
1949年之后的流行观点将大一统时期的历史统称为封建时代。但严肃的学者大都已经指出这样划分的错误,大一统之后形成的是一个集权式政权,由中央政府派出官僚机构对全国进行控制。这样的政治结构绝非欧洲式的“分封建制”,秦汉之前的周代反而是符合封建特征的,但在流行观点中,又将这个时期硬称为奴隶时代,显得不伦不类。
本书对秦汉之后两千年的集权时代进行梳理,认为根据制度和财政的传承性,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大的周期:在一个周期内可以包括若干个朝代,第一个朝代往往是从混乱中建立新的官僚和财政制度,形成基础;在后来的朝代中,即便出现了改朝换代,却往往没有彻底推翻前朝的制度基础,在官制、财政上有很强的继承性,可以视为周期的继续;直到周期的*后一个朝代,巨大的崩溃引起社会基础的全面改变,才会被新的周期所取代。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一个周期始于秦汉,结束于南朝。这个周期的制度基础是:官僚制度上以中央集权制为主,却仍然残存着一定的诸侯制;经济上实行土地私有制,财政税收*初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开辟出国有企业、金融垄断,甚至卖官鬻爵等新财源供皇帝挥霍。
这个周期中,汉代*初的几个皇帝面对的是强大的诸侯制残余和崩溃的经济结构,他们采取了鼓励自由经济,并逐渐从财政上收缩诸侯权力的做法,取得了成功,形成了初步的中央集权。但到了武帝时期,由于战争财政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并以破坏正常官制为代价加强中央集权。王莽时期,惑于复古主义的政治幻觉,政府进行了激烈的、带着计划经济色彩的财金改革,但由于政府干预对于社会经济的破坏太大,导致了政府的垮台。
接替王莽的东汉政权仍然继承了西汉的社会经济结构,它的官僚制度、财政制度都是西汉制度的继承和嬗变,同样也全盘接收了西汉的社会弊病。由于西汉后期官商结构的发展,有活力的民间经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结块现象,到了东汉则演化成为板结的社会分层,这种分层一直持续到魏晋南朝,严重到影响政权的存续,*终被更加有活力的北朝所取代。到了这个周期的后期,随着政治的僵化,大量的劳动人口都成了官僚和士族的附庸,他们消失在了国家户籍之外,不再缴税。
因此,户籍人口消失、财税不足成了政权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政府变得孱弱不堪,第一周期终于在建立八百年之后,因制度丧失调整能力而崩塌。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二周期从北魏开始,结束于南宋。这个周期的制度特征是较为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和科举制,经济上采用土地公有制,税收上实行较为复杂的租庸调制,并辅以政府机关自我经营的财政收入体制。土地公有制出现于北魏,历经西魏、北周和隋,到了唐初,形成了以政府分配和回收土地为特征的公有制。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却很快就失败了,因为人们都乐于从政府手中分到土地,但当有人死后,他的子孙却并不愿意将土地交回给政府,而是隐瞒不报,偷偷继承了下去。随着人口的增加,政府手里能够用于分配的土地数目却在减少,土地随即被从事实上私有化了。唐代的土地公有制崩溃还直接影响了税收,由于大量的土地隐瞒不报,政府的财政收入无法得到满足。唐代还实行一种复杂的税制——租庸调制,政府必须同时统计土地、人口和家庭。这种税制已经超出了当时政府的统计能力,反而对财政造成了巨大拖累。
由于上述原因,唐代的经济虽然大发展,但财政却一直不健康,从而导致了安史之乱的发生。唐代后期进行了税法改革,默认土地私有制,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两税法,并开始加强各种专卖制度,形成了庞大的国有垄断经济。这些特征传给了五代、两宋,并在宋代形成了庞大的政府垄断。
宋代,因为战争成本、养官成本都很高,需要庞大的财政支持,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壮观的专卖制度,并开创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纸币实验。纸币*先由中国的“民间银行”创造,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也带来了一定的不稳定,政府随即将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并发现了纸币的巨大财富再分配效应。从这时开始,除清代外的后代政府都通过纸币从民间吸取大量财富,并形成世界上*早的一系列恶性通货膨胀。
中国集权时代的第三周期从辽金出现萌芽,在元代继续发展,到了明清两代,则形成了稳定的模式。这个周期的特征是:土地制度重回私有制,官僚制度上建立起了具有无限控制力的集权模式,并依靠封锁人们的求知欲,形成了巨大的稳定性。这个周期在财政上是保守的,以土地税为主,并逐渐放弃了不稳定的纸币体系,回归更加原始的货币制度,但这套财政制度又足够简捷,足以维持很长时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这个体系可怕的稳定性可能让我们永远停留在第三周期内,虽然经济上绝对不会有突破性发展,人民的生活却也并不差。只是到了清末,随着海外影响的到来,中国财政才开始了近代化的路程,并有了突破农业社会桎梏的机会。它曾经充满了希望,却*终被迫回归到国有企业、金融垄断与土地公有制的两千年往复中。
本书的写作目的,不仅仅是回顾古代,而是通过研究古代问题来研究现代。当了解了古代的财政逻辑之后,读者再看待现代问题时,可以获得更广阔的视角,并能够判断现代经济和社会的走向。
精彩书摘
秦代灭亡的原因跟“仁义”毫无关系,而是亡于战争财政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秦为了统一六国,围绕着战争建设了一套高效的财政机器,从民间经济抽血养战。但六国灭亡后,制度惯性让秦政府无法重构财政,导致财政机器沿着惯性继续抽血,民间经济无法重建,*终崩塌。
秦代灭亡后,社会的普遍思潮是:建立这样一个庞大的集权帝国注定会失败,谁也无法以合理的财政成本来维持帝国的统一。在这种思潮下,人们更倾向于回到战国时代,建立众多的国家,来分散统一帝国的风险。
刘邦没有顺从这种思潮,而是逆势而动,重建统一的集权帝国。然而他死时,这个国家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在财政上离心力过大,不可持续。
文景时期,是集权帝国的二次构建时期,不仅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还要通过财政制度的建设,来压制地方的离心力。文帝采取了拖延战略,先发展经济,至于地方诸侯问题,则留给了未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给中央政府留了机会,完成了官僚和财政的集权,保证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到这时,中国的中央集权国家才趋于稳定。
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被丞相赵高推上了王位。此刻,他祖父秦始皇建立的秦帝国已经存在了十五年 。
子婴登基时,并没有像他之前两任君主那样称“皇帝”,而是改用“秦王”的称号。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接手时疆域已经大大缩水,当不起“皇帝”的称号了。
秦始皇时期,秦的疆域从西方的临洮、羌中直到东方的大海,从北方的长城直达越南北部的象郡。但是子婴继位时,原来的六国都已经叛乱,名义上属于子婴的,其实只有关中一带属于原来秦国的部分。可是这一部分也濒临失控,起义军已经来到家门口,只等着入关了。
继位四十六天后,刘邦兵临城下,子婴出城投降。秦代灭亡。随后,起义军中*强大的一支军队在项羽的率领下也到来了。
项羽杀掉了子婴。起义军将领在项羽的主持下瓜分天下,各自称王。秦代统一的疆土被分裂成十九个诸侯国。其中,先入关的刘邦被封为汉王,接收了巴蜀和汉中之地,定都南郑;而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占据了梁、楚地的九个郡,定都彭城。
这就是楚汉相争的起点。四年后,汉王刘邦灭西楚霸王,建立了汉帝国。
人们常常把楚汉相争当作一场普通的争霸战。在汉代以后的争霸战中,争战双方怀着同样的目的,都想获得整个帝国,称帝登基。因而,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项羽获胜,也会像刘邦一样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西楚帝国”。
但这只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大一统的观念是在汉武帝时期才正式形成的。 在秦代灭亡之后,项羽以及大部分的军事将领并没有想要建立统一的集权国家,楚汉相争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理想的争锋。在刘邦要建立大一统帝国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理想却是:废除皇帝,回到诸侯时代,由各个诸侯管理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项羽本人则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不是皇帝,对于各个诸侯国只有有限的监督权。
楚汉相争并非是谁当皇帝的争斗,而是两种选择的岔路口:一种选择类似于战国时期的诸侯模式,另一种选择则是独特的大一统帝国。
但这两种选择的力量对比从一开始就是不均衡的。秦末民变一爆发,诸侯力量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人们纷纷杀死秦始皇派去的守丞,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参与到复国运动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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